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学录取率普遍较低，医学发展相对缓慢，“想考上医学类院校更是难上加难。”薛长利如是说。与很多选择就读中医学的学子一样，薛长利之所以当初选择学习中医，是因为中医药给他带来了健康，他真切地体会到中医药的神奇疗效，想把这个中华文化精粹传承下去，因此薛长利来到广州中医药大学，与广州、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座城市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
薛长利回想起大学时光，难掩脸上的喜悦，十分庆幸当时选择了广中医。薛长利满脸笑容地与我们分享他的学生时代，学习和社团两开花，生活可谓是十分充实，毕业时也因此获得了广东省、广州市“年度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大学期间，在其他同学仍在踌躇迷茫的时候，薛长利潜心钻研，不贪图安逸，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苦下工夫，一系列学习生活上的调适和衔接问题迎刃而解。他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化学、古汉语两个科目兴趣更浓，在他看来这是他大学取得优异成绩并确立自身研究方向的重要影响因素。
当谈到中医药的文化与科学成分时，薛长利从《牛津大词典》对医学的定义讲起，医学是通过有效的艺术和技术、科学的结合，处理生命的各种疾病或病变的学科。薛长利认为，中医药文化属于“艺术”范畴，传统中医较多强调艺术的成分，而科学成分稍显不足。因此在中医科研方面奋斗几十载的薛长利作为前辈勉励我们要多边发展，做好抉择，发展“科学”中医。面对队员们关于学习上的困惑，薛长利把他的学习经验传授予我们，“本科阶段学习中医文化很重要，但也要夯实专业基础、培养多方面的临床和其它技能，为一个清楚的目标而奋斗，否则再长的课程都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不能支持每一个人在各个领域里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学习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也就是舍弃的过程。只要你把人生目标确定清楚了，做选择便变得很简单。”除了学习经验的分享，薛长利还特别鼓励我们利用好课外时间，多参与社团工作，在工作中学会社交，培养多方面的技能，激发自己的潜力，争取更多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中药学》课程教学
薛长利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工作，开始在一附院相关科室轮科学习，虽然工作辛苦但他并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在医院上班、讲课之余，他还思考：“我们需要怎么发展中医学，拿出怎样的疗效给百姓看，才能促进他们了解、接受中医？”同时也请教科室主任杨文辉教授和同事：“你如何确定疗程多长？有哪些科学依据可以作为诊断、治疗的依据？”由于找不到满意的而答案，薛长利萌生了出国深造、开拓视野的想法。得益于本科扎实的基础和工作阶段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薛长利顺利前往澳大利亚，开启在澳学习中医、发展中医之旅。
然而薛长利到达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后便遇到了重重困难。国内外的中医环境差异较大，大洋彼岸的澳洲人民较少接触中国，对中国的了解很少，更不用说中医，认为中医不可信的民众比比皆是。薛长利针对这一状况尝试举行免费讲座等形式来传播中医药学和中医文化，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距离自己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目标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正当薛长利一筹莫展时，RMIT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学院院长雪中送炭：“我们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就必须跟他们有共同语言。”院长一语惊醒梦中人，薛长利便在研究方向下手，选择循证医学作为科研方向并不断为之奋斗。事实证明，经过多年的实践，循证医学确能成为推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共同语言。薛长利回忆起这位老友，言语中充满了赞赏与夸奖。这位友人不仅在学术上提供了强力支持，同时也为薛长利建立了从政府到各行各业的广泛人际网络，而这些都是助力薛长利在循证医学以及中医药国际化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因素。
薛长利还对在澳推广中医做出了经验总结：“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健康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五个方面有效结合”，薛长利解释道：“第一、学科知识基础；第二、与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建立广泛的网络和合作基础；第三、与政府管理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第四、与工作相关行业建立密切的联系；第五、做好社区方面的工作。”薛长利特别注重与澳洲政府的联系，为了推动中医在澳洲的普及，他向澳洲政府卫生部长多次提交建议书，字数可达三万字，也正因他在中医方面积极作为和学术上的成就， 他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家首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并连续三任为期近十年。回望工作上取得的成绩，薛长利感慨之余，也勉励我们在学习工作上遇到困难要找准问题方向，从知识、团队合作、社交等方面下手，并为之不懈奋斗。
联合创建中澳中医药研究中心
薛长利回忆起自己到达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学习工作历程、在读博士以及之后的多年研究，认为严格按照循证医学标准来做中医的研究存在很多困难，他说：“从循证医学的三个步骤，即证据的产生、评价、转化来说，各个阶段都存在着很多挑战。比如在证据的产生方面，有关针灸、刺激量、穴位选择标准化的问题，中药的化学成分，剂量、药理、临床生物学效应以及安全的问题。在临床研究设计方面，如疾病分类、辨证、病人排除和纳入标准、临床疗效评价等问题。同时在治疗方法上也存在很多其它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难以跨越的关卡，薛长利并没有逃避，他到很多国家交流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抛砖引玉，让更多中医药人才参与到循证医学的研究当中，产出更多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证据。”艰辛探索、积累的成果使薛长利在38岁那年便评上了RMIT的正教授，获得了学术、政府支持方面的双丰收。
出席中药全球化联盟会议
在薛长利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一个契机使他与我校第二附属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合作。在赖世隆教授的牵线下，薛长利受邀回到母校做报告，两人就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数年后，同样是在赖教授的引荐下，薛长利在与时任广东省中医院院长的吕玉波、卢传坚副院长，温泽淮教授等人会面，双方的合作就此展开。薛长利在总结自身研究经历后，提出双方的合作研究应采取整体证据评价的方法：第一步，找机会产生新证据；第二步，建立科学方法，从古典文献到第一级、中级、高级的现有证据进行系统化整理；第三步，推动证据转化。看似寥寥几句话的“三步走”方法，双方团队都投入了大量资源，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时间，产出科研上硕果累累。双方已合作发表SCI论文100余篇、专著29部，为省中医、诸多大学、双方团队输送了大量科研人员和优秀人才。在循证医学研究方面，薛长利的团队里有好几个是位列全球前0.5%、1%、2%的科研人员。
而如今，他们仍在继续为推动证据产生转化努力着。薛长利认为：“科学，是没有完美的东西的。科学是不断改善、不断更新、不断优化的过程。”他的目的也并非仅仅在证据本身，而是希望能把这些证据转化，改善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更好、更有效地服务社区和人类健康。薛长利仍在为此不懈奋斗着......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虽然其传播途径日渐清楚，但是病理生理、诊断治疗仍处在探索阶段。在早期，中西医均无抗新冠特效药，所以病人采用不同疗法的灵活性是较大的。当一个疾病有比较成熟的诊断、治疗和评价措施之后，就能较好的指导临床用药、治疗， 判断疗效和预后。医疗干预的评价措施主要包括质量、疗效、安全和卫生经济学这四个方面。
薛长利表示，新冠期间，澳洲确有使用中医药，但是并未作系统收集和数据整理，因此中医药有多大的贡献很难评判，而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临床科研。薛长利介绍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和四人领导组，其余三人分别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巴西联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们致力于对现有中医药临床和科研报告的分析、讨论和总结。世卫组织专家通过总体评价后对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做出了肯定，并作出加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薛教授认为中医药对于新冠肺炎后遗症“长新冠（Long COVID）”的治疗研究，中医药的可能贡献应该是比较多的。新冠肺炎对全球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确定安全有效治疗方案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薛长利鼓励疫情下的中医学子：学习是一个慢慢积累、建立对行业的了解和信念的过程，迷茫和困惑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初衷和初心不能变。他也始终不忘自己读中医的初心：为社区健康、人类健康贡献力量。
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会议（前排右二）
薛长利不断强调中医药要创新。新冠肺炎之后，健康的优先领域、服务模式不一样了，现在更多是一种合作伙伴（Health partnership）的关系。薛长利说：“每一行业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不要把就业看成找工作，而是从社区健康系统入手寻找健康、医疗和卫生方面的需要，并不断寻找创新的机会。”薛长利分享了今年8月26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会议做的开幕式讲话，他谈到中医人要做四件事。第一，中医药要和全世界科学发展接轨、顺应科技潮流，注重思维的改变。第二，把诊断、治疗和预防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第三，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第四，细化和满足个体化的需求，三因制宜、辨证论治。
薛长利以自己的团队为例讲到，如果不与科学发展接轨，很多手工操作会被更快更准的人工智能取而代之。他对团队提出挑战：“当不再需要人工去检索文献、提取数据、分析总结，那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我们如何创造和增加新的价值？科技是不断创新的，它可能比你更强更高速，因此新冠肺炎之后，应该怎样让自己与时俱进？”薛长利强调中医发展应采用科学方法、不断创新，越老越好肯定是不全面的。“我们不应忘记基础理论，同时更不能守旧，想有所成就，就要注重创新。”
寻访队伍：杏仁青年队
张志辉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 中医学五年制
秦冬杰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 中医学五年制
万玉凯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 中医学五年制
邱俊琛 第二临床医学院 2020级 中医学五年制
从左往右依次为：张志辉，秦冬杰，万玉凯，邱俊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