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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17|回归中医以振兴中医
2026-11-12 16:28 广州中医药大学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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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


2026年是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70周年、广州中医学院建校70周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2周年、国医大师邓铁涛诞辰11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以邓铁涛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贤学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学校推出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连载专栏,弘扬“铁肩担道,仁心仁术”铁涛精神,致敬为中医学发展殚精竭虑、为中医薪火相传不懈努力、为中医药事业腾飞拼搏一生的“铁杆中医”邓铁涛,让我们在笔墨间重温这位百岁国医的中医梦,也借此书传递我们美好的祝愿,愿岐黄薪火传承,杏林长春,中医国粹生生不息。


本期,品读篇目:“56号文件:吹响振兴中医号角”“衡阳会议: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中医界的大事:喜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回溯邓老为中医事业奔走呼号的那段岁月,看他如何推动中医走出困境、迎来振兴发展的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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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号文件:吹响振兴中医号角

衡阳会议召开之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文革”使新中国刚刚起步的中医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59年全国有中医36.1万人、西医23.4万人,到1977年西医有73.8万人,增加了2.2倍,而中医却减至24万人,比1959年减少了三分之一;1966年全国有中医医院1371所,到1976年仅剩129所,10年减少91%。中医药事业式微,中医药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仅存的中医医院,建设与管理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相当一部分严重西化。


面对奄奄一息的中医药行业,还有人说:“声光化电奔前走,何必破车拉老牛,现在这个时代提倡中医药等于倒退。”认为搞医学科学现代化,实行中西医结合就不应再强调发展中医药队伍和中医药事业,倾向于放任其毁灭、乐见其消亡。


1978年,崔月犁主政卫生部,他和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一起带队深入一线,在全国26个省市的广大农村以及各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少数民族医院开展调查,得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不能没有中医”的结论。8月,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报送《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吕炳奎亲笔起草,充分阐述了当时中医药发展形势严峻,深入剖析中医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8条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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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6日,邓铁涛诗文悼念吕炳奎,深切缅怀吕炳奎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中医振兴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是年9月7日,邓小平对卫生部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个问题应该重视,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建议以中央名义加一批语转发下去。”中央在批语中,肯定了卫生部的意见,对如何贯彻落实作了重要指示:“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你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


至此,中共中央〔1978〕56号文件《中央转发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出台。这是继1958年之后,第二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指引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6号文件的8项振兴中医药措施,涉及临床、科研、教育和组织管理,主要包括:进一步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纠正对待中医中药人员的错误态度;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中医中药的新生力量;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请国家计委拨给1万人的劳动指标,选拔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充实和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建议各省、市、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督促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搞好中西医结合。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光明日报》发表社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提高中医”。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医药事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后改为中华中医药学会)成立。1980年3月,卫生部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议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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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会议: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

1982年4月16-22日,湘江畔,烟雨茫茫,湖南衡阳迎来了彪炳中医药史册的高光时刻,“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所以又称“衡阳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卫生部组织召开的全国性中医药工作会议,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落实56号文件精神的成功工作部署,对全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衡阳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医医院整顿和建设的意见》《全国中医医院工作条例(试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切实办好中医医院》三个文件,强调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明确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思路,强调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要保持中医特色,重视中医的传承和中医队伍的培养提高,为中医药事业和中医药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罗元恺滔滔不绝地、兴奋地解说着在衡阳开会期间的所见所闻,拿着整理好的笔记,还不断加入回忆补充,整整讲了一个半天,然后老师们热烈讨论起来,没有谁发觉午餐时间已经到了……邓铁涛认为:“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时任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讲话内容中,有两个经典比喻,邓铁涛心领神会,成为他讲演引用频率极高的两个“段子”。一个是批评中医院没有中医内涵,“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蓬博(美声唱法音乐家)的调子”;一个是批评中医学院的教育不西不中,不重视中医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相当于两个中专水平”。


衡阳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医药工作的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党对中医药事业的重视与关怀,让在座一众花甲之年的老中医,如同人生而立,一切刚刚开始,一切充满希望。邓铁涛从此,经常幽默地使用“公岁”计算自己的年纪,比如,彼时1982年,邓铁涛66岁,他自称33“公岁”。


衡阳会议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加强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加强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科研工作、发展中医教育等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条,确立了中医学等传统医药的法律地位。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号角全面吹响。至1989年底,全国中医药专业技术队伍发展到54万人,全国中医医院发展至2070多所,高等中医药院校达到33所(含民族医学院和二级学院),中等中医药学校和中医药职业技术学校达到66所,独立中医药研究院(所)达到109个。


对于“衡阳会议”,邓铁涛后来专门发表过文章纪念。即2002年,在衡阳会议召开20周年之际,他撰写了《纪念衡阳会议 忆崔月犁部长》一文,发表于《新中医》杂志上。原文摘录如下:


转瞬间衡阳会议已20年,时间过得真快!谈衡阳会议不由你不想念这一次会议的策划者、设计者、组织者、贯彻者——我们敬爱的部长崔月犁同志。是他拨乱反正拯救中医药事业,是他顶着会议后的反对之风,斗争数年,直到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他的工作有多么艰辛啊!从衡阳会议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如果没有崔部长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就不会成功,没有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便没有今天的中医药局面,这是铁的事实。衡阳会议是改变中医从属地位的开始。衡阳会议是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典范。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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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

“衡阳会议”召开后,崔月犁责成卫生部中医司为成立中医管理局准备相应的文件。崔月犁当时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会长,他和邓铁涛等学会的常务理事一起研究了一个方案,拟建立一个副部级的局专门管理中医事业。方案中说明了中医管理局只是机构的调整与合并,并不增加开支。但这个想法提出后,赶上国家机构缩编,就被搁置了。


1984年3月,徐向前元帅在广州疗养,邓铁涛借参与诊疗之机请求徐向前元帅“救救中医”!随后,他用一名中共党员中医的身份写了一封信,请求徐向前元帅转呈中共中央。书信内容详见本书第六篇,此处先不表。


正是这封信,经过徐向前元帅转递,很快得到胡耀邦批示,成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


无巧不成书,几乎同时,全国的老中医心往一处想了。由浙江名医何任发起,山东张灿玾、湖北李金庸等十位著名专家联合上书国务院,提出管理制度的缺陷制约了中医药发展的问题,恳切建言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机构。


1985年,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问题,6次向国务院打报告反映改革中医药管理体制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5次讨论中医问题。后来卫生部起草了更详细的文件,其中不仅提到建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问题,还提到国家对中医专项拨款的问题。文件于1986年1月3日被送到国务院。1月4日,国务院召开第94次常务会议。崔月犁带着主管中医的副部长胡熙明和中医司司长田景福一起去国务院汇报。会议围绕中医的地位、科学研究、职称评定和中药材问题,提出了4点意见:一是要把中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中西医结合是正确的,但不能用西医改造中医。西医要发展,中医也要发展,不能把中医只当成西医的从属。二是对中医科研问题要重视。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加以总结、研究,不能简单地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三是对于中医的职称问题,要按中医的标准来评定,对一些老中医,评定应以实践为主。四是要认真搞好中药材的种植、收购和加工。


1986年7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关于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的通知》,规定“其主要任务是管理中医事业和中医人才培养等工作,继承发扬中医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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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20日,邓铁涛书法贺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


12月20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对外办公,国务院任命胡熙明为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管理局局长,田景福和诸国本任副局长。崔月犁部长在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暨1986年度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讲话指出,中医总局成立,标志着我们的中医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有计划地进行中医建设的阶段。过去中医没有单独的领导管理机构,也没有单独的经费,讲了不少空话。我们要少说空话多办事,就要在财务上落实,从机构上落实。如果不落实,就是空话。


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后,初步实现中医事业的自主管理。但此时中药部分仍归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这种管理体系违背了中医中药不分家的原则。1988年5月3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医药管理局管理中药的职能划归国家中医管理局,国家中医管理局改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未完待续……)

转自公众号“广州中医药大学” 

来源 |《悬壶济世:邓铁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编著 | 陈坚雄 陈安琳 潘红虹 

执行编辑 | 李雅丽 

责任编辑 | 苏   童 

审核 | 赵   璠 

审定 | 陈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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