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70周年、广州中医学院建校70周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2周年、国医大师邓铁涛诞辰11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以邓铁涛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贤学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学校推出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连载专栏，弘扬“铁肩担道，仁心仁术”铁涛精神，致敬为中医学发展殚精竭虑、为中医薪火相传不懈努力、为中医药事业腾飞拼搏一生的“铁杆中医”邓铁涛，让我们在笔墨间重温这位百岁国医的中医梦，也借此书传递我们美好的祝愿，愿岐黄薪火传承，杏林长春，中医国粹生生不息。

本期品读篇目：“中医教育首重铸魂育人”“端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紧密结合诊疗活动实践”“与时俱进阐明中医经典”“挖掘宝库和新技术革命相结合”，一同学习邓老用毕生思考所总结的中医教育发展观。

2013年7月24日，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工宿舍邓铁涛寓所，一场关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深刻对话正在进行，这场对话的主人公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安龙与国医大师邓铁涛。对话讨论了中西医背后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医高等教育遇到哪些困难并应当如何解决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谈及中医教育话题，98岁高龄的邓铁涛依旧目光坚定，他微笑着娓娓道来：“对这个问题，要做一次教育革命，不仅是中医教育而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革命。”他说，中国近代史上，鸦片烟带给我们的“毒、麻作用”很严重，一切民族虚无主义从那时就开始了，而且影响深远。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提高民族自信心，要端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端正对中医学的认识。如果我们始终不知道自家文化瑰宝的价值，始终盲目崇洋，一味跟外国人走，追随在外国人屁股后面，就走不出来。现在是世界的“战国时代”，应该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大爆炸、大繁荣、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只有把我们自己几千年积累的文化精华继承下来，和现代文明结合，才会产生新的“马克思”。

邓铁涛说思想品德很重要，对于中医人更是如此，学好中医先要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经常谈及近代中医中一些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如曹颖甫，日寇侵入江阴，胁迫曹氏出任维持会会长，曹氏慷慨陈词拒绝，当场死于刺刀之下。邓铁涛感于此特撰文颂扬曹颖甫先生的民族气节及爱国主义精神。又如杨则民的《内经之哲学的检讨》。杨氏后因从事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迫害而牺牲。邓铁涛认为该文是中医界率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阐述《内经》之作，后将其刊印成为“中医近代史研究资料”作为研究生读本。

思想决定认知，所以中医药教育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来一次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文化的思想洗礼。邓铁涛认为，首先要树立中华文化信心，培养中医思想方法。老子学说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学说是社会的和谐，国学是人类的和谐，中医是人体的和谐，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医八大治法里面就有一个“和”法，“和”法就是要维护人体生命的阴阳平衡态。中医的治病思想不是斩尽杀绝，不是把人体作为战场。中医“祛邪外出”的治疗策略、“带瘤生存”的康寿之道，体现出来的就是基于“和”文化的人本思想。学习中医，建立起正确的思想是最主要的，首当其冲的。中医思想是灵魂、是核心、是根本，这是最重要的。现代中医60岁才能真正成才，因为他们要先学很多西医知识，然后再走回到钻研中医这个路上。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连续不断、仍在发展的一种医学体系。邓铁涛曾多次批评有人把近代中医发展缓慢的原因归咎于中医思维落后、方法陈旧。他说，这个认识也是错的！发展有多种模式。西医的发展与变革，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在否定、变革中发展。而中医学术的发展模式，邓铁涛将其称为“鸣蝉”模式。鸣蝉幼虫要在地下生活十几年，之后蝉猴钻出地面，蜕去蝉壳，羽化为成虫，飞上了枝头，鸣蝉是演进式，进入到新的生命状态。蝉如果没有生命就谈不到脱壳，脱壳前它是地上蝉猴，脱壳后它是空中鸣蝉。中医药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使古老的学术随时代变化脱去束缚它的旧壳，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而延绵不断地发展、进步。《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为医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因此，关键要有中华文化的信心，有博大胸怀去融古贯今。既要学习现代科学，又要发展传统中医，做好学科交叉，而不是崇新薄古、自我从属。

徐安龙赞同邓铁涛的观点，他说，现在传统中医的思维、知识、技能传承远远不够，所以要多强调这一点。

邓铁涛说，现代中国的进步发展也不再是简单的“知了脱壳”般的新生命状态的涌现，而是更加复杂、更加综合的发展过程。坚持我们中医药的中国特色是必须秉承的主线，当然也要适应时代、灵活地适应现代化；同时中医也可以国际化，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享受到中医的确切疗效、对生命健康的绿色呵护。中医学不是古化石医学，它是与时俱进的；它既有五千岁，又很年轻，充满生命力，一定要有这个想法。中医是尖端科学，不是不科学，也不是伪科学！特别是从生命的整体观上看，是一门非常尖端的科学。

中医是对生命规律、健康理念整体认识的，一个超越自然科技思维的科学。徐安龙补充道。

培养合格中医难，培养铁杆中医更难，这是邓铁涛的心结。他顿了顿，说：我们对四大经典的重视远远不够，甚至错误地把“四大经典”（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四门中医学课程）作为基础课，而不是临床课。授课老师和听课学生都缺乏临床经验，教学环节严重脱离了四大经典的临床背景。他以“伤寒论”为例，假如授课老师只能照本宣科说麻黄汤能治什么病症、应该怎么诊治……学生难免心生疑惑，这么基本的学识、著名的方剂，却连老师也不曾用过？书上得来终觉浅，叫学生怎么相信古人书，怎么相信授课老师，又从何筑牢学生的中医药专业思想？

中医本科教育难点之一，是如何归属伤寒、金匮、温病这三门课程，它们是属基础课还是属临床课？全国未有统一。20世纪80年代，邓铁涛就主张这三门课是临床课而不是基础课。各地中医学院一般把它们与“内经”一并称为基础学科，名义上敬为至尊，实际上使从事其教学的教师长期脱离临床，脱离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至于中医院校研究生的培养，邓铁涛认为，重点应放在临床方面，要在如何提高研究生的中医诊疗能力上多下功夫。1991年，邓铁涛写信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同志，专门就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工作反映情况，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对策。当时，全国研究生招生人数正处于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的最低谷，广州中医学院当年全校仅招到11名研究生，邓铁涛对此颓势忧心如焚。他在信中写道：“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与使用，是中医科技发展的根基，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想发展是不可能的。”他提出的建议中，有一条说的是：“今后培养研究生，除有重点地结合国家课题，进行较高层次的科学研究外，更多的研究生应属临床研究生，培养具有中医特色的临床家。切莫培养出既没有中医系统理论修养，又不能用中医中药为人民解除疾苦的所谓‘人才’。”

他还说道：“研究生教育，应以中医临床型为主，兼及其余。现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最欠缺的是有真本领的'铁杆’中医，即中医理论与临床技术都过硬的高水平中医。因此，硕士、博士生的教育，除少数搞实验研究之外，绝大多数应是中医药临床硕士或博士，以便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水平。只有培养成千上万这样的‘铁杆’中医，才能满足21世纪中国以至世界人民的需求。”

邓铁涛的意见和建议，切中时弊，实际上涵盖了研究生教育评估的方向和可行的做法，并结合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以及临床医学长学制教育制度。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点单位。可见，邓铁涛此前提出的建议，确实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

邓铁涛指出，中医药界，一直以来思想上一大障碍是对中医药的伟大作用信心不足，其原因是对中医药系统理论的信心不足，之所以信心不足，归根结底是口头理论家太多，临床实践家太少。当一个中医学者脱离了中医药的临床，单凭断章取义，便会觉得这也不科学，那也有缺点，特别是拿来与西医对照，便对中医药失去信心了。也有一些中医，在临床诊治疾病时运用西医药多于中医药，看不见中医药的优点、长处，也就越来越对中医能否治疗急、危、重症失去信心。当前中医界谈改革，当然道路不止一条，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对中医失去的信心找回来。找回信心最好的方法，是早临床、多实践。中医院校学生不重视跟师临床实践，学术水平和临床水平就难以提高。许多临床疑难问题的解决，只有法传和心传，书本上往往未加收载，需要借助老师的口传心授，方能领悟。他始终坚持“临床是中医的灵魂”，反复强调要让同学们早临床，多临证实习。

青年邓铁涛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即使在那些教学任务繁重，行政事务缠身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临床工作，千方百计挤出时间到医疗一线去。哪怕是耽误了吃饭、睡觉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一个中医，如果不能以其所学救治患者，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没有精湛的医术，只能是误人害己的庸医。精湛的医术，只有在勤钻研、多临床的反复过程中去争取，患者是最重要的老师。后来，他将自己指导的4名博士生先后派到长春中医学院，跟随中医临床名家任继学教授临证半年，取得很好的效果。任老主持的病区完全用中医诊疗手段，使医护人员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信心。此举深得邓铁涛的赞许，于是两位老人约定共同培养博士生，提高他们的中医临床水平。几位博士生从任老那里强化了中医临床技能，更增强了用中医手段解决各种临床问题的信心，他们毕业后，也带动所在医院和科室的同事们大张旗鼓地开展中医诊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邓铁涛长年工作在教学一线，先后任教的科目有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内经等。他说：“《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的实践与教学，我们对它们价值的认识应不断加深。‘中医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简单而又深刻：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可资借鉴。知识的广度可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

广州中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把伤寒、金匮、温病三门课从基础课转为临床基础课，并在附属医院中分别开设住院病区建设临床专科，邓铁涛非常支持这一做法。他说，这三门课的内容非现在之“中医内科学”所能概括；但认为它们既然是临床课，就与中医内科学并列，作为选修课也是不对的。这三门课可以放在中医内科学之后开设，比较理想的排课顺序是先上温病，然后是伤寒、金匮，最后是中医各家学说。经典课不应该用原著，应该重编，要把现代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在新编教材中反映出来。内经、伤寒、金匮、温病这四门课程是根基，学完之后再精研各家学说以博采众家之长。第一附属医院经常举办中医经典课程的继续教育培训班。2006年12月18日新一期开课时，邓铁涛亲笔题词：“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乃中医之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

邓铁涛说，希望老师们坚持大温课，不断地温习经典，坚持大实践，紧密结合诊疗活动实践，与时俱进阐明中医经典课程的实际应用价值。学生们要加强社会实践教育，多到农村基层，了解群众疾苦和需求，尽量少在课堂上“满堂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