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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21|亦师亦友,合作传承
2026-11-12 15:41 广州中医药大学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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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

2026年是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70周年、广州中医学院建校70周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2周年、国医大师邓铁涛诞辰11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以邓铁涛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贤学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学校推出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连载专栏,弘扬“铁肩担道,仁心仁术”铁涛精神,致敬为中医学发展殚精竭虑、为中医薪火相传不懈努力、为中医药事业腾飞拼搏一生的 “铁杆中医” 邓铁涛,让我们在笔墨间重温这位百岁国医的中医梦,也借此书传递我们美好的祝愿,愿岐黄薪火传承,杏林长春,中医国粹生生不息。


本期,品读篇目:”亦师亦友,合作传承“,回溯邓老与弟子之间的相处,品味其中折射出的医者品质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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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至1966年是邓铁涛中医科研生涯的起步阶段,也是第一个治学黄金阶段。年富力强的邓铁涛在临床、教学、科研各个方面都开展了积极探索,对多个病证诊疗的临床观察研究、教材建设等已有所建树,对五脏相关学说、岭南医学流派研究等课题也播种下种子。


1962年9月3日至7日,广东省在广州羊城宾馆(现东方宾馆)召开继承名老中医学术座谈会,授予郭梅峰等72人“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广州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全体同学列席会议。广东省卫生厅时任党组书记何俊才在会上作题为“继承中医学术经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广州中医学院应届毕业的学生拜名老中医为师,到省内名老中医所在单位,一边工作,一边跟师学习,总结名师学术经验,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级中医人才。会上,劳绍贤正式拜邓铁涛为师。


这个时期,算上靳士英,邓铁涛成功指导培养了两位“大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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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中大弟子靳士英

1959年,靳士英受部队委托带三军学员32名加入广州中医学院高研班系统学习中医,邓铁涛是班主任,他是班主席,从此与邓铁涛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时全班共有81名学员,都是系统学习过西医的青年骨干。广州中医学院对高研班非常重视,配备了最好的师资队伍,要求学员全部住校,逐门考试,临床实习后要求认真撰写论文并严加评审。靳士英清楚地记得:“那时邓师授中医各家学说,罗元恺师授中国医学史,朱敬修师授中药学,黄耀师授中医骨伤科学,同学们最爱听。他们讲课,口齿清楚,层次分明,旁征博引,有自家经验,实在太引人入胜了!正是众多的资深老师的辛勤教诲,为我们开启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宝库的大门。”


靳士英幼承庭训,对中医并不陌生,他读大学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本草纲目》《千金方》《寿世保元》等书阅读,在学药理学时也对麻黄治喘、黄连治痢、常山治疟等中药功用加深了认识。1948年大学毕业参军后,曾组方自制中药制剂治好了一批患者,解决了当时药品短缺的困难,荣获“模范军医”的称号。在广州中医学院学习的三年半时间,靳士英得偿夙愿,系统深入地学习了中医学。他非常珍视这一段经历,家中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的学习笔记及毕业论文《活血化瘀法在临床的应用》。这篇论文获得了卫生部第一任部长李德全亲自签发的西学中人员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1960年10月,高研班学员连同20名资深中医教师,在当时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刘汝深的率领下入驻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全面协作进行临床实习和中医科研。医院将这些教师和学员编组分配到各科室,参与临床医疗并进行中医“脾胃学说”研究,此外,另设机理组从事实验研究。时年44岁的邓铁涛是住院的班主任,负责领导这一工作,靳士英在双方之间协调,协助邓铁涛工作的开展。师生们从脾胃相关疾病的诊治入手,在辨证论治提高疗效的基础上,选用相应指标进行理论探索。实习结束后进行了总结,连同其他同学开展的小夹板治疗骨折、非手术疗法治疗急腹症、妊娠高血压的辨证论治等共完成论文28篇。邓铁涛最后进行了综合,写成“脾旺不易受病”的总论文专册,其他专题论文则陆续发表在《广东中医》上。


关于脾胃学说的研究,靳士英后来评价说:“在当时不论从方向、规模、深度、方法上都是有创意的,开我国脾胃学说研究的先河。所有参与研究者都从中受益匪浅,广州中医学院的脾胃学说研究从此生根、发芽、成长。”


靳士英记得,在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其他老师根据需要轮流上班,邓师则住在离家20公里的一五七医院,很少回家。他不但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而且经常深入医、教、研第一线,特别是对一些危重患者关心备至,常守护观察,指导治疗,直至脱险为止。”


靳士英高研班毕业后不久,即调任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医务主任,后来历任该院副院长、院长,他坚持开展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学研究,创造了优异的业绩。1970年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上,靳士英被评为全国先进典型,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和表扬。周总理说:“一个解放军医院,坚持学习运用中医15年,这就很不容易了。”不久,《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中西医结合的一面红旗”的专题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将一五七医院定为全军中西医结合中心。该院先后举办了21期的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数千名。每念及此,靳士英总是感慨万千,谦虚地说,这些成绩都是与“邓师的心血浇灌分不开的”。


靳士英称邓师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医学各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师生之间这种亦师亦友的合作也涉及许多领域。高研班结束后,邓铁涛被一五七医院聘为顾问,固定每周一次到一五七医院进行中医会诊。邓铁涛每次去医院,靳士英一定随同查房,进一步学习如何辨证立法处方,数年如一日,直到“文革”开始才作罢。并且遵师训,一直坚持每周一次中医专家门诊。


邓铁涛曾长期担任“中国医学史”的主讲教师,在中医近代史研究方面是全国著名的专家。他要求靳士英要深入学习中医学,必须研究中国医学史;而治史又须有深厚的临床修养,不能脱离临床。他说,治史可以了解中医学的源流、发展规律、成就特色和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发掘、继承与整理提高之间的辩证关系,保持与发扬中医特色的重要意义,而良好的临床素养能增强掌握史料的能力和分析史料的深度,获得正确的结论。靳士英遵照邓师的指导,利用自己具备的中西医学知识,旁及文史哲,精通日语等优势,在疾病史、诊断学史、针灸史、中日医学交流史、中国军事医学史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50余篇高水平的医学史论文,1995年即被《中华医史杂志》聘为编委。为了鼓励靳士英研究中日传统医学交流史,邓铁涛专门从日本友人处索得《日本医学史》和《日本医学史纲》两种原著送给靳士英。随后的几年间,靳士英关于中日医学交流中《伤寒论》、李朱医学、痘科、《医学大成》《玉机微义》《医学正传》《医学入门》《本草纲目》的研究,以及明治维新后日本汉医反废止斗争的历史等多篇论文发表在各核心期刊上。


半个世纪,靳士英主编了20多部中医专著,大部分都由邓铁涛作序。


“文革”结束后,中医院校开展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由于当时广州中医学院缺乏相关学科的教师,邓铁涛便推荐靳士英承担了广州中医学院研究生课程中“世界医学史”和“医用日语”的教学。靳士英当时任广州军区军医学校的专家组长,工作非常繁忙,两校之间隔着白云山,要转一次公交车才能抵达。尽管如此,靳士英克服重重困难,非常认真地查阅文献、搜集图片,编订了两门课的教材,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靳士英讲授“世界医学史”时,层次清晰,旁征博引,中西贯通,一派大家风范,给研究生很大的启发,受到研究生们的热烈欢迎。1987年,经邓铁涛推荐,广州中医学院聘靳士英为首批客座教授。


20多年里,靳士英参与了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医史文献、自然辩证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等专业的研究生指导和学位论文答辩工作,协助邓铁涛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医高层次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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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师承大弟子劳绍贤

1962年,广州中医学院首届毕业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时广东最高级的羊城宾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主持名老中医带徒拜师典礼,劳绍贤拜邓铁涛为师。


劳绍贤1937年6月出生于长沙中医世家,是长沙“劳九芝堂”(创建于1650年)第十代传人。他是广州中医学院1956级首届大学生,1962年从6年制本科毕业,被邓铁涛选中,分配到中国医学史教研室任教。邓铁涛时任医史教研室主任,挑中了这位湖南中医药世家的后代——三百年老店“劳九芝堂”开创者的后人,看中了他对中医事业不懈追求的热情。


邓铁涛指定一些书,如《伤寒论今释》《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让劳绍贤系统学习。特别送了一本王清任的著作《医林改错》,同时,把在一五七医院的研究成“四季脾旺不受邪”给劳绍贤看。邓铁涛每周星期二到一五七医院会诊,劳绍贤都跟随学习。到1963年,劳绍贤又被派去一五七医院进修内科、传染科、儿科,并参与科室中医诊治工作,得到邓铁涛在临床上更多的指导。进修一年后,劳绍贤回学校参加“医史馆”筹办,同时参加医史、各家学说的听课,为学术上寻求古训,博采众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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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和大弟子劳绍贤(2014年9月3日陈坚雄摄)


劳绍贤回忆,“文革”期间,他跟着邓铁涛在内科病房坚持上班。当时只有危重疑难病患者才会住院诊疗,他见识了邓铁涛对冠心病、高血压、血液病、慢性肾炎、肝硬化腹水、硬皮病、肿瘤等棘手疾病,使用中医内服外敷,配合针灸等多种方法,常取得良好的效果。1972年,邓铁涛到了中医内科教研室,劳绍贤则分配到中医基本理论教研室,师徒从此不在一个科室,但始终心心相印,邓铁涛对他的指导从未间断。邓铁涛的著作每次出版,总会送给他一册。邓铁涛的学术思想和经验在各个时期总会不断传授给弟子们。


1975年,学校认为邓铁涛搞脾胃研究有基础,因此专门成立了脾胃研究小组,后来升级成立了研究所。研究所以脾胃学说作为方向和特色,从开始的5人发展到后来的25人。劳绍贤自始至终坚持埋头研究脾胃病,一干就是30余年。有人说,劳绍贤教授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像邓铁涛。劳绍贤也说:“我是受邓老潜移默化的影响。搞中医科研,要坚持下来,一步一个脚印。急功近利在学术上是不行的。现在再回头来看邓老的文章,几十年都是一条线,辨证论治,外感辨证,内伤辨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劳绍贤在脾胃研究所工作中,把探讨脾胃虚实病证的辨证论治及基础研究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他说:“我在临床上跟邓老学四诊,望闻问切,我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我们承担了国家级课题‘脾虚证的系列研究’,包括临床与实验两方面,我负责临床。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实践总结出来的诊断脾虚证的6项标准,国内很多单位都引用,卫生部的新药临床指导原则上也引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临床上做了很多实验,进一步深化、探讨、印证6项标准。在国内像这样坚持20年系统的长期的中医临床基础研究的人比较少,用客观标准反映脾虚证规律的更少。脾虚证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后来,我们又选择脾胃湿热证来研究,即脾胃病实证方面的其中一个证候,这个证候也是临床常见病证。密切联系临床,也就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这是我们脾胃研究所的一个特色。这样做,是继承了邓老一贯坚持和钻研的辨证论治,同时,总结出它的辨证规律和临床诊法,这就把邓老对这方面的研究落实了、加深了。”因为邓铁涛对温病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在指导劳绍贤学习丁甘仁医案时,他强调了清热祛湿是调理脾胃的重要治法之一。劳绍贤受邓铁涛学术思想影响,并认识到脾胃湿热证是岭南地区脾胃病的一大特点,因此脾胃研究所的团队在脾虚证的研究基础上又开辟了脾胃湿热证的科研,并坚持临床与基础相结合,先后完成了国家和省部级多项科研课题,探讨中医脾胃湿热证候辨证论治规律及其本质,研制了多种院内制剂。


“八五”攻关时,劳绍贤开展“胃癌癌前病变防治研究”。当时制定治疗处方时,邓铁涛给他一条处方参考。劳绍贤一看,老师和学生的处方中有好几味药相同。劳绍贤说:“两人想到一块儿了,这个就是潜移默化!”此后,劳绍贤牵头研制了“胃炎消”,并成功注册成为医院制剂品种。他带领研究团队还先后研发了“和胃片”“胃肠灵”“肠炎灵”等多种特色院内制剂,至今仍在一附院使用,广受患者好评。邓铁涛说:“劳绍贤在脾胃学说研究的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我。”


劳绍贤1993年荣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广东省名中医”称号,2008年被遴选为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先后培养了32名硕士研究生,25名博士研究生。劳绍贤跟师时,没有研究生导师的头衔,也没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等学历荣誉,但邓铁涛对他关怀备至,悉心带教,支持鼓励他勇敢创新。这些点点滴滴使他受益终身。劳绍贤说:“我现在也是这样对待学生的。”他将这些经验沿用于自己的研究生培养和带徒指导中,使再传弟子也从中获益。邓那铁涛培养学生是不设限的,特别喜欢放手让学生实践锻炼。当年,邓铁涛派他建医史馆,让他了解古代中医学历史,给他讲金元四大家。邓铁涛重视历史与哲学,而且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因而特别有担当,这是他不同于一般的医生之处。他就是“上医医国”的典范,也是弟子们高山仰止之处。


(未完待续……)

转自公众号“广州中医药大学” 

来源 |《悬壶济世:邓铁涛》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编著 | 陈坚雄 陈安琳 潘红虹 

执行编辑 | 田盼盼 

责任编辑 | 瞿   妍 

审核 | 赵   璠 

审定 | 陈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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