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70周年、广州中医学院建校70周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102周年、国医大师邓铁涛诞辰110周年。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缅怀以邓铁涛先生等为代表的前贤学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学校推出品读《悬壶济世：邓铁涛》连载专栏，致敬为中医学发展殚精竭虑、为中医薪火相传不懈努力、为中医药事业腾飞拼搏一生的 “铁杆中医” 邓铁涛，让我们在笔墨间重温这位百岁国医的中医梦，也借此书传递我们美好的祝愿，愿岐黄薪火传承，杏林长春，中医国粹生生不息。

本期，品读篇目：“就读早期中医专科院校”，走近邓老早年求学的时光。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当地简称“中医专”，1924年建成招收首届学生，校址在广州城内大德路麻行街（现为广东省中医院所在地）。邓锡才1932年入学，是该校第九届癸甲合班学生。中医专以天干命名各年级学生，第一届称甲班，第二届为乙班，至1931年开设辛、壬两个班级，其后又合为一班，称辛壬合班。

中医专校门用石刻横匾书写“广东中医药学校”七个大字。学校建有礼堂、教学楼、宿舍楼、印刷厂，还有运动场、药物标本园，图书室、实验室、药品陈列室、诊病室、赠医处（门诊部）等也一应俱全。未来的实习基地“国学医院”也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学校的礼堂可容纳四五百人开会，正面最显眼处悬挂着的一副木刻篆体字对联——“上医医国，先觉觉民”。

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头门”、1933年附属广东中医院正面图、1937年毕业合影

八字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后句出自《孟子》，警醒医者精进医术，以自身之所学，为社稷苍生谋福祉；学者智者当以己之所学所悟，启迪民众，使华夏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这八字校训既有浓厚的国学底蕴，又鲜明地表达了创办者维护传统文化、振兴中医的愿景。正是有这样的家国情怀、历史担当，正是有这样的先觉思想、大勇大为，才改变了近代中医发展的命运。

学校这个八字校训给新生锡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久久不息的震撼，这是在父亲身边跟诊所未曾感受到的，他开始体会到他即将要学习的中医学和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只是祖父所经营的药材，也不仅仅是父亲所执着的临证，校训是在警醒学生们要当一名“上医”，要有自觉主动的思想。至于为什么要当“上医”，什么是必须自觉主动去做的，刚入学的锡才带着这两个疑问开始了他的漫漫求索之路。

入学后，锡才逐渐明白祖父在得知他考中中医专时为何异常激动。原来学校的创办是省港中医药界自觉救亡图存努力抗争的结果，其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荆棘和艰辛。

广州是近代最早开放的口岸之一。这里先后出现了国内最早的西医院和西医院校。广东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早已深切地认识到，中医必须改变千百年来以家传或学徒为主的传统形式，也应该兴办学校、医院以争取未来之生存和发展。屋漏偏逢连阴雨，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未将中医列入“医药学教育规程”。广东中医药界积极参与抗议的同时，愈发意识到中医中药发展力薄式微，已经到了不得不自救图存的时刻。1913年广东九大善堂集会倡议联合创办中医中药学堂，号召省港各地商会和药行给予支持。3月，广州和香港药行付诸行动，正式发出《筹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宣言书》，推选著名教育家卢乃潼为省港筹办处主席，开始了筚路蓝缕的筹建历程。其间，筹办处一边联合穗港药业筹措资金，一边选址购地建设，一边不断向政府申请备案立案。至1924年，广州药业八行与香港药业三会共汇捐大洋十万，卢乃潼则一人筹募了大礼堂全部建筑费；南方政府批文立案，曰：“筹设医学专校，时历数年，规模已具，其宗旨在保持旧学，牖启新知，兼习中西，一炉共冶。宏愿热心，深堪嘉许。”至此，筹创虽屡遭挫折，学校终见黎明破晓。1924年9月15日学校开学典礼上，首任校长卢乃潼发表了至理深情的演讲。

锡才常常忆起卢乃潼校长的开学训词。有感于广东中医教育的重大历史意义，四十多年后，他指导自己的研究生刘小斌主修广东中医教育史，仍强调该篇讲演。特摘录如下：

中国医学，肇自轩辕。逮乎宋明，始分科教士。晚近学术不讲，庸医充斥，为世集矢。然此非中医之不良，实习医之无人耳。不知中国天然之药产，岁值万万，民生国课，多给于斯。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本校设立之宗旨，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葆全国粹，维持土货，以养成医药学之人才，而举国皆登仁寿域矣。诸生来学斯校，志愿甚闳。唯医学博大精深，非研精覃思，不能探其奥，且为人民生命所托，意见不容稍偏。千里毫厘，此尤不可不注意者也。鄙人滥竽学界十有余年，时会多艰，愧乏成效，唯差可自信者，诚心毅力而已。本校发轫伊始，建设万端，樗栎庸材，深虞陨越。赖董事诸公同心协力，粗具规模。兹所期望于诸生者，勇猛精进，极深研几，一雪医学空疏之耻，他日学业成立，蔚为通才，非待一校之名誉，抑亦全粤之光荣也。诸生勉旃！

卢乃潼校长当年的开学训词使锡才深刻认识到中医教育的重要性，对锡才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承载着学校和师长的殷切期望，凝聚了智慧精髓，也是锡才后续漫漫医学探索岁月里始终坚持精诚济世的精神灯塔。

锡才就读期间，学校校长为陈任枚，学生人数多达五百余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中医学校不得使用“学校”名称，中医专不得不暂时改称“广东中医药学社”。1929年“废止中医案”，经过中医药界之抗争及请愿，虽然没有通过，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中医药界谋求十多年的将中医学纳入国家教学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实现。中医请愿团撤退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卫生部门又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中医药界不得不再次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抗争。邓铁涛后来对陈任枚也高度评价，认为他继承了卢乃潼遗志，从1927年至1936年，领导学校度过了恶劣时局，对岭南中医药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学校的建设赢得了社会和官方肯定。1928年，省督学马衍盘视察学校后，报告中称赞“校舍宽敞，各科讲授，均甚严密”。1937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来粤视察，到学校巡视，称赞“系国中不可多得之医校”。

1934年毕业班的学生郑炎（第六届）在《克明医刊》评论说：“夫中医之校，草创简陋者固多，而办理完美者亦匪鲜，如广东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之中国医学院、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其著然者也。其中尤以广东医专为美备焉。是校也，举凡化学、物理、生理、解剖……之学，莫不列为初级课程，而其课程，复以科学为依归，其修业为五年，其实习时间为二年，盖即医大之学制也。其设备方面，如化学实验室也，生理解剖室也，图书馆也，手术室也……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其外国文则以日文为主要科，仿日制也，余如设医院以供临床，辟药园以为实用。巍峨校舍，蔚然大观；富丽院垣，洁而壮美，方之国内医校，其设备亦有弗能及者！”

当时的中医专，不但课程、学制、设备、校舍等要素齐备、质量优良，更难得的是名医荟萃、大家云集，教职员工多是广东医学教育两界之佼佼者，陈任枚、刘赤选、梁翰芬、卢朋著等均为近代岭南杏林翘楚。他们医术精湛，教学生动，各有特色。陈任枚校长擅长温病，编写《温病学讲义》，于岭南温病学派有开创之功。卢朋著老师拙于口才，而学问文章皆登峰造极，堪为医者楷模。陈汝器老师言谈生动，阐明中医经典的主旨思想深入浅出，令人记忆犹新。陈惠言老师讲杂病、古绍尧老师讲痘症、管季耀和管霈民父子讲外伤科……

邓锡才在校课程有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卫生学、药物学、诊断学、方剂学、医学史、西法诊断、西药概要、伤寒学、温病学、杂病学、妇科学、儿科学、痘科学、眼科学、喉科学、外科学、伤科学、花柳病学、针灸学、法医学等二十余门。但他读书不限于此，自谓“饥不择食”，涉猎甚广，举凡文史哲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之书兼收并蓄，在此过程中，他也养成了自学的信心与习惯。五年的系统学习，锡才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里如鱼得水，大大开阔了视野。

1935年5月20日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社员证书（邓铁涛，原名邓锡才）

课余时间，锡才谨记父亲“早临证，重跟师”的嘱咐，开始跟随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前辈临证学习，如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陈月樵，精研并教授《黄帝内经素问》，是近代岭南著名儿科医家，在省城南关清水濠寿世善堂坐诊，他先主持广州医学卫生社，后又创办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为中医药高等教育做了诸多探索与铺垫。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既扎根临床，又继承中医经典学术，这个治学方法对锡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